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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龙门派简介
来源: | 作者:demo01 | 发布时间: 2017-01-18 | 1577 次浏览 | 分享到:
    龙门派是全真道最主要也是最兴旺的一个支派,由全真七子之一的邱处机所传,因邱处机曾隐修陇州龙门(今宝鸡市)山,故取名“龙门”。龙门派奉其为开派祖师。 

    邱处机,字通密,道号长春子,山东登州栖霞人,大定六年[1166],时年十九岁,他悟世空华,弃家学道,潜居昆仑山,次年,得知王重阳在山东宁海创全真庵,便前往拜师求道,待重阳祖师仙化,又守墓三年后,先到陕西蟠溪苦修六年,后至龙门修道七载,道功日增。贞佑二年[1214],请命招安山东杨安儿起义军,因他修行明道,说服力强,固招安获得成功,同时,亦显示了他和全真道在群众中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这不仅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而且亦引起当时金、南宋、蒙古三方统治者的注意,都竟相派谴使臣前往召请,各自欲为其所用。元太祖十四年[1219]成吉思汗在阿姆河南岸召请,他审时度势,不顾古稀之年,于元太祖十五年[1220]正月,毅然率领尹志平等十八弟子西行,从山东莱州出发,途经河北、北京……新疆、苏联、阿姆河[今阿富汗]等地,一路爬山涉水,跨戈壁,渡荒漠,行经万余里,历时两年多,于元太祖十七年[1222]四月五日到达成吉思汗的军营,即今阿富汗北境的阿姆河南岸。太祖成吉思汗问以治国之方和长生久视之道?答以“治国要以敬天爱民为本,修身要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尊他为神仙,他于次年[1224]三月回到北京后,命他掌管天下道教。从此,他身价百倍,成为北方道教的风云人物,他所居住的太极宫[今北京白云观]亦成为北方道教的中心,由是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全真龙门派成为最显赫的道派。丘祖仙逝后,其弟子尹志平、李志常相继掌教,他们大建道观,立观度人,宫观遍布北方,使元代道教进入最鼎盛的时期。丘处机首创龙门派,成为全真道的主要道派,他基本继承王重阳的思想,主张清心寡欲的修道之本,他著作有《玄风庆会录》门人录其言为《长春祖师语录》,其遗著有《磻溪集》,《明道集》,以及《摄生消息论》、《大丹直指》等养生著作……  

     龙门派教义思想承全真道教祖王重阳之传,以清心寡欲为修道之本;至清代王常月中兴,力图恢复全真初宗,强调真功真行,以持戒为基,见性为主;闵一得进一步融摄儒佛,开“龙门方便法门”,以三教同修,修身寡过。“惩忿窒欲、融汇儒佛、遵行戒律、勤练内丹”,此四者大体上是现今龙门派最基本的修炼观点。

龙门派字辈:  

道德通玄静,   

真常守太清,   

一阳来复本,   

合教永元明,   

至理忠诚信,   

崇高嗣法兴,   

世景荣为懋,   

希微衍自宁.   


传承与影响: 

 1、宋金时期,全真龙门派祖师邱处机得王重阳之传,号“北七真”之一,王重阳仙逝后,他曾先后在陕西磻西和龙门等地苦修达十三年。邱处机继马钰、刘处玄后掌全真教,这是全真道进一步发展而渐渐壮大的时期,元初,邱处机被成吉思汗所尊重,叹为神仙,赐爵「大宗师」,掌管天下宗教。 

     邱处机举善于兵荒马乱之际,传教于四海烽火之时,砺志布道,苦心经营,终让全真龙门,也是全真道的发展达至顶峰。羽化后,尹志平、李志常、宋德方等龙门高道相继裔全真掌教位,当时全真道继续保持鼎盛,宫观云立,信徒无数,与正一道并为道教两大派,而龙门是全真道的其中最重要力量。 

 2、元中、后期,龙门派的发展随着全真道的沉寂而显得较为低迷,入明代后,全真道都不大受朝廷重视,政治地位低落,故作为全真道支派的龙门道士,多隐修于山野师徒传承,或于民间嗣教布道但影响不大。此时期,龙门也出现了“龙门律宗”的传承,由邱处机弟子赵道坚,经赵德纯、陈通微、周玄朴、张静定、七传至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时已明末清初。 

     王常月以复兴龙门为己任,于清世祖十二年(1655)秋入京,次年(1656)奉旨说戒于白云观,开坛说戒凡三次,收弟子千余人。三次公开传戒,不仅发展了大批教徒,而且表明其已获清朝统治者的保护和支持。顺治帝赐其号为「国师」。康熙二或三年(1662或1663)王常月又亲率弟子詹守春、邵守善等南下,在南京、杭州、湖州和武当山等地开坛授戒。一时,南方道士纷至门下。由此,龙门派在当时整个道教日趋势衰颓的情势下,呈复兴之象,并成为全真道中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一个支派。闵一得在《金盖心灯》中称其"是我朝高士第一流人物." 

     龙门一时高道辈出,其中如伍守阳、柳华阳、刘一明等皆为有名的内丹理论家。其间支派繁衍,很多支系更流传至近现代,世有"龙门半天下"之说。 

     最迟至清末,各地龙门道士,也多兼行斋醮祈禳,从这也看出,道教的全真与正一两大派,在宗教行持方面以无多大的区别了。 

 3、至现代,龙门派几乎是全真道的代表,现北京全真祖庭之一白云观(也为龙门祖庭),已传法至第二十代王理仙律师。 

龙门派历史沿革

     龙门派是全真道分衍的支派之一。它承袭全真教法,处于道教衰落的明清时代。


   该派尊全真七子之一的邱处机为祖师。尊邱处机弟子赵道坚为创派宗师。赵道坚(1163~1221),原名九古,祖籍檀州(今河北密云),父任平凉府同知时,徙居平凉(今属甘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载其事,《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列有其传。金大定十七年(1177)入道,十九年,师马钰于华亭(今属甘肃)。二十年,马钰还终南,命其往龙门山师事邱处机,易名道坚。元太祖十四年(1219),处机应成吉思汗之诏赴西域,选赵道坚从行,为十八随行弟子之一。途经一年余,于1221年五月渡陆局河,七月越阿不罕山,十一月至赛兰城。道坚谓尹志平曰:“我随师在宣德时,觉有长往之兆,颇倦行。后尝蒙师训,道人不以死生动心,不以苦乐介怀,所适无不可。今归期将至,公等善事父师。”①数日示疾而逝。邱处机命门弟子葬九古于东郭原上。观上述赵

   道坚行谊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他似无创立龙门派的行为和打算;而龙门派以之为宗主者,恐系出于依托。

   后世龙门派道士为了证实赵道坚为该派创建人,却另有一番描写。《金盖心灯》卷一《赵虚静律师传》曰:“师姓赵,名道坚,号虚静,南阳新野人。……闻七真演教,独携瓢笠,谒长春邱祖,诚敬精严执弟子礼。邱祖与语而奇之,曰:‘此元门柱石,天仙领袖也。他日续心灯,而流传戒法者,必此子矣。’遂侍祖游燕阐教,……祖乃传以清虚自然之秘,栖隐龙门者多载。复出侍祖于白云观,统大众。师于至元庚辰(1280)正月望日,受初真戒、中极戒,如法行持,无漏妙德。

   祖乃亲传心印,付衣钵,受天仙戒,赠偈四句,以为龙门派,计二十字。……师谨识之,未敢妄泄。是为第一代律师。…… 修持凡三十年,功圆行满,将示化,始以戒法口诀,于皇庆壬子年(1312),十月望日,郑重其礼,亲授河南道士张碧芝名德纯。”此传本之王常月《钵鉴》,其文稍简。将此传与《长春真人西游记》《祖庭仙真内传》比较,除改变籍贯外,主要是略而不提赵道坚的真实经历,而将其时代延后,着重叙写他在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如何受邱处机传三戒,付衣钵等事。意在标榜龙门派的建立是出于邱处机的旨意,他所选定的赵道坚是邱处机衣钵的继承人,即龙门派的创建人。

   但邱处机和赵道坚已分别于1227年和1221年逝世,怎会在此之后五十余年发生传授经戒、衣钵之事!而且即使他们在世时,因二人生当金末全真道尚处于发展初期,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他们也不会有另创支派的企图。因此《钵鉴》和《金盖心灯》的上述传记并无事实根据。

   据《钵鉴》《金盖心灯》等所记,赵道坚下传第二代律师为张德纯,号碧芝,河南洛阳人。元皇庆元年(1312)受教,隐华山,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以教付陈通微,不知所终。

   第三代律师陈通微,号冲夷子,山东东昌(今聊城)人,原为正一派道士,受教后,周游各地多年,隐入青城山,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以戒法传周玄朴。第四代律师周玄朴,号大拙,陕西西安人,受教后,仍居青城。明景泰元年(1450)以后他适,不知所终。

   此后,龙门派第五代分张静定和沈静圆两支传播。张静定,号无我子,浙江余杭人,受教后,还隐天台,于嘉靖元年(1522)以教传赵真嵩。第六代律师赵真嵩,号复阳子,山东琅琊人,于天台受教后,隐王屋山,后传法与第七代律师王常月,于崇祯元年(1628)逝世。

   另一第五代宗师沈静圆,号顿空氏,江苏句容人,正统十四年(1449)受教,隐浙江金盖山,成化元年(1465)以教授卫真定,后无人见之者。第六代宗师卫真定,号平阳子,浙江嘉兴人,受教后,云游各地,至于蜀,传法与第七代宗师沈常敬,传说卒于清顺治二年(1645),住世二百有五岁。

   以上第一代赵道坚为上托的开教祖师,第二代张德纯活到元末,其事迹难以全部凭信,第三代以后进入明代。据此,明代实为龙门派的肇建时期。在那个时期中,徒众甚少,还未形成独立道派。如第四代律师周玄朴于洪武二十年(1387)受教,其传记曰:

  “是时玄门零落,有志之士,皆全身避咎。师隐青城,不履尘世五十余年,面壁内观,不以教相有为之事累心,弟子数人,皆不以阐教为事,律门几致湮没。”②第五代宗师沈静圆于明天顺三年(1459)至金盖山,挂单于书隐楼,亦发出:“慨仙踪之不振,吊逸绪之无承”的浩叹,而“有终焉志”③其后,终明之世,不见起色。

   明至清初,形势有所变化。清统治者为了笼络汉人,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实行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政治条件。加上当时民族矛盾尖锐,使一批怀着国破家亡之痛,又耻于剃发易服的明遗民,不愿事清,而愿隐居山林或遁入佛道,为道教的复兴扩大了道士来源。在上述情况下,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从华山北上京师,挂单于灵佑宫,不久移住白云观,在那里传戒收徒,方使龙门派一度获得复兴,一改明代衰落的旧观。


   王常月,号昆阳子,潞安府长治(今属山西)人。两遇赵真嵩传道,居华山多年。清顺治二十年(1655)离华山上北京。“丙申(1656)三月望日奉旨,主讲白云观,赐紫衣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道风大振”。④康熙年间,王常月又率弟子詹守椿、邵守善等南下,先后至南京隐仙庵、杭州宗阳宫、湖州金盖山、湖北武当山等地传戒收徒。二十余年间,度弟子甚众,使久衰的全真道顿呈中兴之象。王常月被誉为龙门“中兴之臣”。


   王常月死后,其弟子更在各地开山授徒,形成许多龙门小支派。如黄虚堂(派名守正)启苏州浒墅关太微律院支派,门下有孙碧阳。陶靖庵启湖州金盖山云巢支派,门下有陶石庵——徐紫垣——徐隆岩递相嗣传。金筑老人盛律师启余杭金筑坪天柱观支派,门下有潘牧心——王洞阳——潘天厓递相嗣传。黄赤阳(派名守圆),住持杭州大德观,下传周明阳,启杭州金鼓洞支派。吕云隐(派名守璞),启苏州冠山支派,门下有吕全阳、鲍三阳、樊初阳、翁朝阳、金玉衡,徐艮阳、邱寅阳、钱函阳、孙则阳、归南阳、邵悟真、徐鹤岭、潘无尽等,十分兴盛。其中邱寅阳又启嘉善长春宫支派,钱函阳又启无锡长春宫支派。另外王常月还有不少弟子,或云游四方传道,或隐居一地修炼。谭守诚(?~1689)则得王常月衣钵,住持京师白云观。后来吕云隐门下鲍三阳继任该观住持。


   与王常月同辈的沈常敬一系,门庭亦盛。沈常敬门下有孙玉阳、黄赤阳,黄赤阳又从王常月受戒,合王、沈二系传承于一。孙玉阳住持茅山乾元观、下传阎晓峰、周明阳(派名太朗)、范青云(派名太青)。周明阳又从黄赤阳受戒,开杭州栖霞岭金鼓洞支派,一时影响颇大,从学者千余人。其中高东篱(1621~1768)晚年继范青云主持天台桐柏观,门下有方镕阳、沈轻云、闵懒云(派名一得),门庭最盛。


   以上是龙门派传衍繁盛之区,集中于江、浙一带,是为龙门派传播的中心。除此之外,在全国各地,乃至东北、西南、西北等边远地区,皆有龙门派的传播。如东北辽阳道士郭守贞(?~1673),隐于本溪九顶铁刹山八宝云光洞修炼三十余年,为关东全真道始祖。康熙初,盛京将军乌库伦迎请至盛京,尊为师长,建三教堂以居之,后扩建,改名太清宫,即今沈阳太清宫。据《太清宫丛林历史法略》载,从道光三年至光绪五年,该宫就传戒四次,受戒者每次递增,前后凡数百人。


   后有陈清觉(1606~1705),道号寒松,又号烟霞,湖北武昌人。辞官去武当山太子坡,礼龙门第九代詹太林(名守椿)为师。康熙八年(1669),入川至青城山,后去成都青羊宫。康熙三十四年(1695),成都府臬宪赵良壁见而异之,捐银命建二仙庵,其住持。后又得康熙帝召见,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敕号碧洞真人。从此开龙门派碧洞宗支派。二仙庵成为龙门派著名丛林。从清初传至现在已历二十四代,成为近代四川道教的主要派别。


   据《长春道教源流》卷七载,有龙门第十一代道士曾一贯,于康熙间入广东罗浮山。任冲虚观住持。其徒柯阳桂(1619~1671),度弟子百余人。清末,有儒士陈铭珪(1824~?)嗣其传,派名教友,住持罗浮山酥醪观。撰有《长春道教源流》八卷,收集全真道史料颇富,为研究全真道史的重要资料。其卷七云:“今粤东罗浮及会城诸道观,询其派,又皆全真也。”


   在西北地区,有龙门派第十一代刘一明(1734~1821),号悟元子,山西曲沃(今闻喜县东北)人。出家后,云游晋、陕、川、甘一带,遇龛谷老人传丹术以后,隐甘肃榆中县牺云山修炼,并著书立说,所写丹书被辑为《道书十二种》,流传颇广,成为清代内丹学一大家。


   在云南,还有被称为“龙门西竺心宗”的特殊支派。据《金盖心灯》所述,该派祖师鸡足道者,自云月支国人,名野怛婆阇,自印度来华,居鸡足山修炼。顺治十六年(1659),赴京师谒王常月,受其戒法,赠名黄守中,为龙门第八代。该派以鸡足山为活动中心,下传管天仙(派名太清)、大脚仙(王太原)。再传金怀怀(王清楚)、白马李等。


   此外,湖北武昌长春观,在清末,“著屋千间,道友万数”,⑤与西安八仙庵、成都二仙庵等并称天下龙门大丛林。山东福山县道士张宗璿,为龙门派第二十三代,于光绪十年(1884)赴白云观传法,开霍山派。又有龙门派第八代徐守诚(1632~1692),于清初去江西南昌西山,兼传净明道,成为当时净明道的重要传人。    综上可见,自清初王常月先后在北京白云观,以及南京、杭州、湖州、武当山等地传戒收徒以后,龙门派确有很大的发展。发展中心在江、浙,遍及全国许多省区。尤以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几朝为最盛。其间支派繁衍,不少支系更流传至近现代。因此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昌盛的道教派别,几乎成为全真道的代表。其盛况与佛教禅宗五家中的临济宗相类似,故世有“临济、龙门半天下”之说。


   龙门派承其祖派全真道之余绪,以精于内丹学著称于世。


   其门下拥有许多著名内丹理论家,如伍守阳、谢凝素、柳华阳、刘一明、闵一得,为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所著的内丹书,较其前辈,有承袭,也有发展,总的特点是功法更细致,更浅明。


   龙门派传播的中心在江南(与初期全真道在北方不同),不能不受南方本位道教正一道的影响,表现出与正一道融合的倾向。如铁竹道人施亮,本从王常月受戒,为龙门第八代,后改宗正一,启苏州穹窿山支派。八代孙守一门下阎晓峰,住茅山乾元观,其所传后人改皈茅山派。八代徐守诚,参礼南昌西山净明道士孔玄微,兼传净明道,其徒张太玄亦兼师净明道士周德峰。十代王洞阳晚住余杭大涤山,济人作福无虚日,延请祈祷无不立应,《金盖心灯》谓其“名誉籍甚”。十一代徐嶐岩,后归正一道,法名汉臣,精于道法,其徒蒋雨庵、陈樵云、朱春阳,皆得正一法,蒋雨庵并传承正一派。其后还有沈一炳、闵一得、曾一贯、王来因、陈来干等等。至清末,各地全真派龙门道士,大都兼行祈禳斋醮,以香火收入为谋生之一途,全真与正一在宗教行持方面渐无多大区别。


   注:


    ①《道藏》第34册488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


   ②《金盖心灯》卷一:《周大拙律师传》


   ③同上书《沈顿空宗师传》


   ④《白云观志》卷四:《昆阳王真人道行碑》


   ⑤《长春观志》卷一


   


 一代全真龙门派祖师邱处机


      邱处机(公元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子。1148年正月十九生于登州栖霞县(今山东境)滨都里,祖、父为农。自幼失双亲,由兄嫂抚养成人。尝尽人间辛苦。他少年时向往神仙之道,19岁,便独自到宁海(今山东牟平市)昆嵛山烟霞洞入道修行。次年九月,便下山拜王重阳为师,王重阳见而爱之,赠他诗曰:“细密金鳞戏碧流,能寻香铒会吞钩。被予缓缓收纶线,拽入蓬莱永自由。”后让他掌文翰之事,训名处机。成为王的七大弟子即北七真之一。


    邱处机大定十四年,西入姜太公隐居地的宝鸡皤溪修炼六年,后又迁陇州龙门山龙门洞潜修七年。以禁欲断情为出家修道的首要前提,只有苦已利人、清静无为才能达到“全真而仙”的最高目标。在其期间,他每天在灞河背人过河,以致双腿被河水浸烂。他的苦行和至诚感动了民众,从学修道者日众,达到了“化人入道”的目的。在龙门,他静思忘念,密考丹经,创立了龙门道派。


     大定二十六年(公元1186年)二月,京兆统军致书请他出山,主持修葺师父故庵,即全真道的终南祖庭庵。大定二十八年,邱处机奉诏赴燕京为金世宗主持万春节醮事。章宗泰和三年(公元1203),邱处机五十五岁时开始掌教。此时正值宋金对峙、蒙古南侵之际,局势错综复杂。


      金宣宗贞祜四年(公元1216年),金宣宗遣使到栖霞召请邱处机出山,被邱婉言谢绝。南宋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八月,宋宁宗派京东安抚兼总管统制彭义斌等到莱州敦请邱去为南宋效力,邱坚卧不起,辞不赴命。当时刘温向成吉思汗介绍推荐邱处机。成吉思汗于公元1219年五月发了《召邱神仙手诏》。邱审时度势应诏。蒙古是人敬天的,邱大讲天道,使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更加崇信不移,邱又向成吉思汗强调统一天下必须保全、发展中原地区民力的重要性。成吉思汗以特赐金虎符牌,上面写道:“真人到处,如朕亲临”。邱处机利用成吉思汗给他的特权广收徒众,不仅庇护了一部分苦难人民,还借机发展了全真道,开创了全真道的鼎盛局面。全真道门兴旺,不仅道徒众多,而且邱门下拥有众多知名弟子,他的继任者尹志平、李志常等又将全真道的鼎盛推向顶峰,宋德方等遵照邱处机的遗愿完成了编纂《大元玄都宝藏》的浩大工程,为道教建设作出贡献。同时邱氏弟子还修建了众多宫观。公元1227年夏,邱处机病逝于燕京长春宫。


      邱处机创的全真龙门派特点:邱坚持儒,释、道三教圆融、和合的立教宗旨,但更多吸收修齐治平等儒家思想,表现了积极的入世倾向。他以苦已利人为已任,以全真教义影响统治者,宣扬爱民、诚敬、仁孝思想。把积德行善为外行,进而促进炼功者的外修,同时以个人保持清静、不动心作为内行。性命双修,内外结合,积功累行,存无为而行有为。


      邱处机的主要著作有为气功内丹专著的《大丹直指》、为养生专著的《摄生消息论》以及在皤溪修炼时的吟咏诗词《皤溪集》等。


  


早期全真龙门派伦理思想述要


     崛起于十二世纪末叶的全真道,撷取儒、释、道三家之长,以“功行双全”、“性命双修”、全真而仙为鹄的,在战事连年、社会失序的环境里,为人们追求洞天福地、寄托心灵归宿、探索生命意义,提供了又一重要法门。


 





     全真道在元代尚未出现宗派名称,宗派名称的出现,大致在明代中期。但是,在全真道内早期即有推戴七真而传宗的情形,因丘处机曾在陇州龙门山修道并收徒传法,故其弟子推尊长春真人为龙门派祖师。龙门派秉承丘真人之道脉,制定了“道法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的辈传脉诀。进而,儒家的忠孝仁爱在龙门外衣的笼罩下得以教理化与合法化。


     早期全真龙门派,就将关爱人类、关爱生命、关爱自然和社会为其旨归,竭力弘扬无私、无己的仁爱精神。认为修真慕道,须凭积行累功,若不苦志虔心,克己存心于道,难以超凡入圣。只有积善行道、济民拯世,方是神仙风范。丘处机说:“天地之生人为贵,是故人身难得,……既获难得之身,宜趣修真之路。作善修福,渐臻妙道。”(《玄风庆会录》)正是在“天地之生人为贵”这一基本理念指导下,年过古稀的丘处机,遴选十八弟子,踏上万里行程,直驱成吉思汗的兵营驻地——兴都库什山(今阿富汗东北)。行程中,他寄道友诗云:


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 


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索冒寒遊。 


不辞岺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 


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


    透显出他那济世拯民,解民于倒悬的真情实感。早在磻溪隐修时期,蓑衣先生就表现出一种强烈地悲悯众生的情感,如《愍物》诗云:“天苍苍兮临下土,胡为不救万灵苦。万灵日夜相凌迟,饮气吞声死无语。”“皇天后土皆有神,见死不救知何因?下土悲心却无福,徒劳日夜含酸辛。”(《磻溪集》卷三)从他吉凶与民同患、苦乐与民同忧的情怀中,不难体味出一位道人对众生生命的关爱,对人的价值的尊重。特别是他1220年应召北行,历时两年多,到达阿姆河,见到成吉思汗后,多次与之宣讲治国之道。丘处机每与论道,总是以劝诫止杀为要。故成吉思汗问:“师每言劝朕止杀,何也?”丘处机答曰:“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祐,降福我家。况民无常怀,惟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者,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还说:山东、河北,天下美地,“今尽为陛下所有,奈何兵火相继,流散未集。宜选清干官为之抚治,量免三年赋役,使军国足金帛之用,黔黎复苏息之安。”(《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所谓“民无常怀,惟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布德推恩,依仁由义”。完全是一种儒学韵味和儒家情怀。这与孔子“仁者爱人”所高扬的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力是一脉相承的。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将仁德视为人的本质规定,这是很有见地的。故仁是仁心、仁爱,是仁道、仁性。因其是仁心、仁爱,故称“爱人利物谓之仁”;因其是仁道、仁性,故称“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谓之仁。”孔子就对不重视人的生命和价值,践踏人的尊严的可耻行径予以严词痛责。他说:“不教而杀谓之虐。”(《尧曰》)并感叹道:“‘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子路》)将丘处机宣讲的治国之道与孔孟的德治主义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相互勾通之处。孔孟主张将仁义道德作为社会的根本和灵魂,并使其范导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希望实现天下有道的至德治世。所谓至德治世亦即仁政社会,而仁政的根本前提是仁心,如果没有仁心,就不可能行仁政。丘处机度化成吉思汗,劝诫止杀,就是让他蒙生仁心,推行仁政。在丘处机这里,政治与伦理是合一的。表面看来,他的政治归本于伦理,实际上他的伦理也就是政治,充分显露了长春真人高风亮节和不同凡俗的品格。


 





     全真道创教的早期,强调忘怀物我,无思无虑,心不为物役,情不为境迁,不执着于善恶是非之分,直趋本性。王重阳的《悟真歌》说:“云水遊兮别有乐,无虑无思无做作;一枕清风宿世因,一轮明月前生约。”(《重阳全真集》卷一)丘处机也说:“随机接物外同尘,应变无方内入神;心地出离三界苦,洞天遊赏四时春。”(《磻溪集》卷一)但随着全真道的发展与兴盛,到丘处机、尹志平掌教时,由于强调“外日用”的重要,因此积极入世的倾向更为炽烈。与此相适应,全真道对善恶是非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由早期的不辨是非、不别善恶,转化为是是非非、扬善祛恶。尹志平说:“凡称人善,己慕之;称人不善,已恶之。慕善恶之念既存于心,必自有心去取者,行之有力则至于全善之地。”(《清和真人北遊语录》)他们认为心应知善知恶,行应为善去恶,善越多,恶越少,修心养性则越容易。丘处机说:“神仙风范,长生门户,从来道德为基。”(《磻溪集》卷五)尹志平也说:“道虽幽冥难见,其可见者德也。……是故学道以积德为大体,必有实德然后有所昧。”(《清和真人北游语录》)这里所谓道德就字面看与老子的相同,仔细考究就会发现,早期龙门派的道德观与老子迥异,而是与儒家在内容上极其合拍。


      首先,对孝道的接纳。孝是儒家伦理的本位概念,也是道德修养的基点。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在孔子看来,孝不仅是仁之本,而且是道之根。后来的《孝经》更是把孝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天之经也,天之义也,民之行也。”按全真道教义,道人必须抛家弃业,割情舍爱,出家住庵,遊乎方外,即无嗜欲可求,亦无孝悌可讲。然而,全真七子均为至孝之人。“崇真道,敬真圣,明真理,了真修,侍二尊,至孝全周”(《仙乐集》卷四)成为他们唱和的名句。丘处机父母早亡,自幼孤贫,在他隐居磻溪苦修期间,乡中父老将其父母遗骸合葬,迁入大茔。丘处机闻言,“心下感念无穷,自恨无由报德,弥加志,笃进玄功”。(《磻溪集》卷五)在大漠之北度化成吉思汗时,丘处机曾说:“尝闻三千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闻国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众。”(《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成吉思汗嘉纳其言,于是在他统辖的区域内,推行儒家的孝道,结果成效甚大。 


     其次,对中道的运用。中道又称中行、中和或时中,亦即中庸。中庸既是儒家的至德,又是儒家处理问题和修身养性的基本方法。丘处机深受中庸思想的影响并且应用自如。在论三教同源时,他说:“一阴一阳之为道,太过不及俱失中。道贯三乘玄莫测,钟包万有体无穷”。(《磻溪集》卷一)在丘处机看来,“过”与“不及”都不符合标准,不合事物之度,是违背阴阳之道的,只有以“中道”去规范天人及人际关系,才能实现中庸之德与中和之善的目标。在修道养性过程中,丘处机通过自身的体验,指出“修身之道,贵乎中和。太怒则伤乎身;太喜则伤乎神;太思虑则伤乎气。”(《玄风庆会录》)“中和”概念最早见于《中庸》,彼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解释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奇,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谓之和”。朱熹以未发之性无所偏奇谓中,已发之情无所乖戾谓和,虽说不无道理,但未得其本旨。董仲舒说:“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此解较为得之。中谓道,和谓德,中和乃天地万物所遵循的达道与大德。修身养性必须与宇宙万物的发展规律相适应,方能获致最佳效果,实现“身心之和”以及与天地之气相和的“人天之和”,所谓“人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呐业》),这也是丘处机在《摄生消息论》中阐发的观点。


     全真道力倡三教同源、三教合一,因此在他们那里,道教与儒、释的界域有时是很难分辨的。特别从全真龙门派开始,把道教进一步社会化,使全真道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为方式上亦表现出浓重的儒者韵味。


 





      全真道修道行德的主体内容即是真功和真行。真功指的是澄心定意,存神固气的功夫;真行是累行积德、济贫拔苦的善行。丘处机以积功累行之“功行双全”,作为阐教与修持的重点,故使全真道在他与尹志平、李志常掌教期间,发展至鼎盛。


     修真成仙是道人所求,要想成仙必须立仙基。早期龙门派认为,仙基的竖立只有通过在世俗社会中应事接物、积德行善方能实现。丘处机把外修阴德称作“外行”或“外日用”,把内固精神称作“内行”或“内日用”。他说:“外修阴德,内固精神。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则为外行;省欲保神,为乎内行。”(《玄风庆会录》)“又问内外日用。丘曰:‘舍己从人,克己复礼,乃外日用;饶人忍辱,绝尽思虑,物物心体,乃内日用。’次日又问内外日用。丘曰:‘先人后己,以己方人,乃外日用;清净做修行,乃内日用’。”(《真仙直指语条·长春真人寄西卅道友书》)可见,“外行”、“内行”或“外日用”、“内日用”是炼养的两个方面。外行或外日用,其对象是国家、社会、众生、他人;内行或内日用,对象则是自身,是自己的心性。丘处机认为,在世俗社会中处身应物,先人后己,舍己从人,克己复礼,恤民保众,单讲奉献,不求回报,这就是“外修福行”。忍辱精进,宽恕他人,物不役心,境不牵情,无私无虑,神定精凝,这就是“内固精神”。前者为“真行”、后者为“真动”。从渊源看,“真行”(外日用),主要吸取了儒家的修齐治平的济世思想;“真功”(内日用),则主要吸取了禅宗的“心性一如”、“心性本觉”思想。


     在内外双修过程中,丘处机提出了属于伦理建构的两个概念,一为“实”,二为“平常”。


     首先说“实”。尹志平回忆说,人们大多以为通灵通圣方是道,有人劝师父略施手段予以显示,必得当世人敬重。丘处机却大笑说:“俺五十年学得一个‘实’字,未尝一旦弃去。”(《清和真人北遊语录》)实即真实无妄,实诚互训。人若不诚实,就不可能保持操守。“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诚实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诚实无欺,实心实意,不弄虚作假,不虚伪欺诈,是人人都应遵守的起码道德。实践已经证明,诚实乃是文明社会以来,人人共享的一种道德价值观念,人而不实,将无立锥之地。


     其次,说“平常”。尹志平云:“平常,即真常也。心应万变,不为物迁,常应常静,渐入真道。平常,是道也。世人所以不得平常者,为心无主宰,情逐物流,其气耗散于众窍之中。孟子之说为至。云:志者,气之帅也。人能以志帅气,不令耗散,则化成光明,积之成大光明。”他回忆说,师父丘处机曾云:“大光明罩紫金莲,莲喻心焉,神明处焉。必先平常而后能至此。孔子说中道,亦平常之义。”(《清和真人北遊语录》卷一)


     平常即真常,真常即万物的本真常态,这个本真常态就是万物蕴含的道,所以说“平常是道也。”道是发展的、变化的,因此真常也应是发展变化的。心应万变,但往往会被外物拉着跑,成为外物的奴隶,被情欲所托累。世俗之人所以不得道,不得平常者,原因盖在于此。修道之人做到常应常静,心不被物役,情不被境牵,心体坦然,清净修行,方能入道。尹志平极为推尊孟子的不动心说,认为“孟子之说为至”。孟子云:“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以志帅气,即以意领气,佛教称作安般守意,道教谓之吐纳之术。人能以志帅气,不令耗散,久则纯熟,渐至自然,便会达致物欲泯灭,一性空灵的清净境界。尹志平说:“圣人设教于天下后世,惟欲人去妄复性,而不使情欲乱于中,使其心得平常,为人道之本。”(《清和真人北遊语录》)人的生命本来是完整的、圆满的,是禀受了“灵光”的,无喜怒哀乐,无是非宠辱。然而,当人尘落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受到各种世俗价值的浸染,就会变得残缺、衰颓,使真气灵光“昧”了。只有心存于道,摒除情欲,返朴还淳,一志保护,“虽有喜怒哀乐之情,发而能中其节而不伤吾中和之气,故心得平常。平常则了心矣。”(《清和真人北遊语录》)了心则复归于完整和圆满,方会再现生命的灵光,此即所谓的“大光明”。平常、真常或平常心,丘处机说“孔子说中道亦平常之义。”可见,“平常”是以道为体,以中庸为用的。


     早期全真龙门派,以积功累行为阐教的重点,认为修真之士只要积累的道果圆满,就会脱俗成仙。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早期全真龙门派一方面对传统道教予以更新,另方面则积极地回应时代的需要,将践履儒家的伦理规范作为修道的进阶入路,使道教进一步社会化,进一步拓展了自身的生长空间,为全真道后来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当然,早期全真龙门派对道法的弘扬和践履,不一定适合当今道教的情况,但他对今天的道教如何进一步的社会化和现代化,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武当道教简史(一)  


     武当山位于湖北丹江口市(原均县)境内,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主峰天柱峰海拔一千六百余米。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一曰:“武当山,一名山,一名太和山。在县南八十里。”①元刘道明《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上曰:“传记云,武当山,一名太和,一名大岳,一名仙室,中岳佐命之山。应翼轸角亢分野,在均州之南。……地势雄伟,非玄武不足以当,因名之曰武当。”②唐末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已列武当山为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一。③据记载,晋代有谢允、尹轨,南朝有刘虬,唐代有姚简,相继入山修道。陶弘景《真诰?稽神枢》载:谢允“历阳人,少英毅,历仕罗邑宰,博览群书,道学尤精。……晋太康中,表辞官入道,诏许之,西上武当山,……结茅于石室,不数年得冲寂之妙。”④又有尹轨者,陶弘景《真诰》称其为周大夫关令尹喜之弟子,《云笈七籤》卷一百四《太和真人传》称其为“文始先生(尹喜)之从弟”。但据东晋葛洪《神仙传》载,亦为晋代居太和山的道士。该书卷九《尹轨传》虽有尹轨“年数百岁,而颜色美少”之说,但不云尹轨为尹喜之弟子或从弟,而云尹喜是尹轨之“远祖”,并谓尹轨于“晋永康元年(300)十二月,道洛阳城西一家求寄宿”。后天下大疫,常以丹药、符济人,又以丹药化锡为金解人之难,“后到南阳太和山升仙去矣”。⑤因此尹轨为周令尹喜之弟子或从弟,实乃后世道教之附会。至南朝宋时,又有刘虬居武当。《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下载:“刘虬,字灵预,天资颖悟,博究坟典,宋泰始中为晋王记室,解官辟谷入武当山,仙去。”⑥据晋王韶《南雍州记》云,当时“武当山,……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绝”。⑦《武当福地总真集》又载,姚简“字易夫,隋人也。佐唐太宗为武当节度。贞观中,天下大旱,……被命诣武当肃醮,……雷电霖雨,遍布天下。……解印之后,挈家隐居武当,志慕玄虚,成真证道”。⑧魏晋至隋唐是武当山道教的初传时期。南北朝以前,武当山尚未出现道观,修道者皆居石室或茅庵。至唐代始建道观,据《太岳武当山》载称,唐贞观年间(627~649),因姚简祷雨有应,唐太宗令建五龙祠。大历年间(766~779)又建太乙、延昌等庙,乾宁三年(896),又更新神威武公庙。⑨宋元两代皇室皆崇信北方玄武(真武)神,故以真武信仰为主的武当道教在此两朝间逐渐兴盛,大批道士居住武当修道,据载,宋有陈抟、房长须、田蓑衣、谢天地、孙元政、邓安道、曹观妙、唐风仙,元有汪思真、鲁大宥、张道贵、叶云莱、刘道明、张守清等,皆其著者。陈抟是五代宋初著名道士,元张辂《太华希夷志》卷上载:陈抟“长习举业,后唐长兴中,试进士不第,隐居武当山九室岩,辟谷炼气二十余年。”入宋后,乃去华山,成为华山著名道士。其余道士分属三个派系,第一,房长须、田蓑衣、谢天地等,是南宋原居武当山的道士,可称为本山派。第二,孙元政至曹观妙为五龙神霄派,据《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下载,孙元政,号寂然子,先“嗣业茅山清真观,得上清五雷诸法之妙”,当北宋末,“江汉罹金兵之厄,武当殿宇为之一空。绍兴辛酉(1141),再登武当,兴复五龙,开辟基绪,以符水禳襘为民除疾,众皆归之。数年之间,殿宇悉备。高宗诏赴阙庭,以符水称旨,敕度道士十人。后还山无疾而逝。”其弟子邓安道,“尽得其师上清五雷诸法之妙,……奉敕位五龙兴建正殿,……嘉泰(1201~1204)中,预告徒众,奄卧而逝。”AD其后之曹侍德“幼入道,居武当,嗣五龙之派。……道法阴阳,靡不博究,膺观妙之号,领住山之职。……后移领三茅崇禧之任。……端平三年(1236)……罹兵难”。以上实为南宋时期传承于武当的神霄支系。第三,汪思真以下为全真清微派。据《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下载:“汪真常名思 真,号寂然子,贞常所赐之号也。家世徽人,宋丞相汪伯彦之后。生于安庆,嗣全真教法,入武当山,至元乙亥(1275),领徒众六人开复五龙,……兴建殿宇,改观为宫,四方师礼之,度徒众百余人,任本宫提点。吉凶预知,后无疾而逝。”“鲁洞云,名大宥,号洞云子,随州应山人也。家世宦族,幼入武当学道,遍历南北,至元乙亥偕汪真常开复武当,住紫霄岩,年八十余,以道著远近。”AG汪真常在至元间传弟子张道贵,张道贵“同(叶)云莱、洞阳(刘道明)谒雷渊黄真人(指元代清微派传人黄舜申——引者注)得先天之道,潜行利济,门下嗣法者二百余人。”其后又有张守清,先礼鲁大宥为师,继由张道贵、叶云莱、刘道明传以清微法,皇庆元年(1312)“赐号体玄妙应太和真人,……延祐元年(1314),奉旨还山致祭,管领教门公事”。以上实为元代传法于武当的全真兼清微派道士。是黄舜申清微派北传的一个支系。由上可见,宋元时期武当山道教是相当繁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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